從日本到臺灣：在有限預算與標案框架下，看見博物館的永續生存學
前言：兩場博物館永續論壇帶給我們的深刻省思
崇古文資團隊在今年有幸參與了兩場對臺灣博物館界意義非凡的盛會。第一場是四月份舉辦的「2026 新北市國際考古論壇－海映古今：考古、海洋文化與永續」，第二場則是近期剛落幕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化永續影響力策略報告書》發布暨「文化價值 × 永續機制 × 影響力論壇」。在這兩場匯聚國內外專家的交流中，我們深刻感受到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在經濟緊縮、預算有限，且高度受限於政府採購與標案發包體制的框架下，博物館究竟該如何突圍？
傳統觀念中，博物館是一座保存過去文物的靜態殿堂。然而，隨著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推動，博物館被賦予了全新的社會責任，必須在環境生態、社會平權與經濟營運上展現「永續」的價值。但現實是殘酷的，無論是硬體翻新、展覽更新還是教育推廣，都需要龐大的經費支撐。當博物館面臨預算天花板，甚至如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在歷經六年閉館整修後，面臨參觀人次流失與每年高達五千萬元的自籌款壓力時，我們還能談永續嗎？
答案是肯定的。在這兩場盛會中，我們聽到了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東憲章副館長、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林家鴻研究助理、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黃郁倫助理研究員，以及史博館團隊的精彩分享。他們不約而同地展示了一套「在限制中激發創新」的生存戰略。接下來，就讓團隊帶著大家，以更親切、好讀的視角，一起深入這四座博物館的故事，看看他們如何以「有限資源」創造「無限的永續影響力」。
拒絕過度外包的經濟永續：日本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的「常新展示」
當我們談到博物館的展覽更新，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曠日廢時的標案流程、昂貴的裝潢施工，以及大量用完即丟的展場廢棄物。然而，日本宮崎縣立西都原考古博物館的東憲章副館長，卻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概念：「常新展示」。
1. 什麼是「常新展示」？
東憲章副館長分享，所謂的「常新展示」是相對於傳統「常設展示」而創造的詞彙，其核心理念在於「隨時提供新資訊」。他認為，固定不變的展示會限縮文化財所蘊含的多元資訊，進而降低參觀者一再造訪的興趣。為了讓觀眾每次來都有新發現，該館只有一間展覽室，卻能在一年內舉辦高達7至8檔的企劃展與小型展覽。
2. 打破標案依賴的「模組化」與「綠色生產」
要在有限的營運資金下實現如此頻繁的換展，如果全數委由專業廠商設計施工，博物館的財務絕對會被拖垮。因此，西都原考古博物館在開館前的設計階段，就導入了一套讓館員能「自己動手做」的硬體系統。 他們捨棄了造價高昂、佔據整面牆的固定式壁櫃，改採共通規格的滑軌系統，讓館員可以依據展品尺寸，自行組裝包含支架、底座與壓克力罩的「組合式展示櫃」。更令人驚豔的是，他們拒絕使用傳統展覽中常見、極不環保的發泡塑膠珍珠板，而是改用可以透過大型印表機輸出的合成紙（Yupo Paper）。這些展板由館員自行設計、在館內印製，直接以紙張貼附或懸掛於牆面。這種將生產主導權拿回內部的做法，不僅省下了大筆標案發包的預算，更實質減少了廢棄物，完美契合了經濟與環境的雙重永續目標。
3. 科技的務實抉擇：低科技的穩定力量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許多博物館喜歡在標案中寫入酷炫的AR、VR或專屬App。西都原考古博物館也曾於2016年斥資開發名為「Saitobaru Muse NAVi」的智慧型手機App，運用i-beacon技術提供多語導覽，並即時顯示觀眾在展場的位置。 然而，東憲章副館長坦言，這款App最終走向了停擺的命運。原因在於智慧型手機（特別是Apple的iOS系統）頻繁更新，每次更新後常因安全問題導致App無法下載，後續的維護工作日益繁重，成為博物館難以承受的負擔。有了這次經驗，他們轉而回歸1990年代開發、相對「低科技（Low-tech）」的QR Code系統。觀眾只需用自己的手機掃描，就能獲得穩定的多國語言解說。這個案例給了我們極大的反思：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越是新穎高科技的技術，故障與維護的成本就越高；反而是建置成本低廉、穩定性高的低科技，或許才是博物館落實永續發展最具實用價值的工具。
資源轉化與文化平權的在地永續：十三行博物館的母語環境教育
如果說日本的案例是硬體與預算的精算，那麼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的林家鴻研究助理，則為我們展示了如何透過「軟實力」的深化，將無形的學術研究轉化為具有永續價值的社會行動。
1. 從館舍走向流域的「行動博物館」
十三行博物館座落於八里，連結了淡水河口濕地與觀音山地景，是一個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的交會點。受限於硬體無法無限制擴張，博物館將策略轉向主動出擊的「行動博物館」。他們帶著臺北盆地地貌模型與文化層模型進入中小學校園，提供到校服務，補充學校教育在史前文化知識上的不足。這種不需要蓋新場館、將教育資源直接推廣至流域各地的做法，是突破經費與空間限制的最佳典範。
2. 史前智慧與現代垃圾的「跨時空對比」
在環境教育上，十三行博物館開發了經國家認證的教案，其中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結合挖子尾濕地的「水域教育」。館方引導民眾觀察環境，將史前先民留下的「貝塚」（生物可降解遺留），直接對照當代的「海洋廢棄物」（難以降解的塑膠垃圾）。這種充滿震撼力的「垃圾對比」，不需要砸重金製作華麗的展具，純粹透過場域的知識轉譯，就能促使大眾反思現代資源利用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將硬核的考古學轉化為熱血的生態行動。
3. 母語作為知識載體：打破「華語為專業」的舊框架
文化多樣性是永續發展的另一根支柱。在臺灣，本土語言的流失是一大危機。十三行博物館勇敢地打破了過去「華語為專業、台語為情感」的刻板框架，致力於建構考古專業的台語環境。 他們將艱澀的考古專有名詞進行了標準化的本土語言對譯，例如將「文化層」翻譯為「bûn-hòa-chân」、「干欄式建築」譯為「懸跤厝（koân-kha-chhù）」、「石鋤」譯為「石掘仔（chio̍h-ku̍t-á）」等。館方不僅出版了全台文的繪本，更辦理全台語的戶外走讀活動，帶領學員走入八里地區的「地下社會」，認識如「萬善堂」、「大墓公」等民間信仰地景。這種以母語為橋樑的作法，讓語言具備了敘述科學與史前史的能力，實質達成了文化扎根與平權。
4. 落實「有愛無礙」的綠色與社會治理
在內部營運上，該館成立了「環境永續專案小組」，嚴格推動節能減碳與綠色採購，並導入包含預算考量的PDCA-B（計畫-執行-查核-行動-預算）循環。對外，則強調「有愛無礙」的平權設計，針對高齡者、身障者與自閉症學童設計專屬活動。十三行博物館證明了，只要用心轉譯，即使預算有限，博物館依然能成為促進社會共融與環境教育的最前線。
跨域協作與國家政策的靈活嫁接：史前館的數位海上玉路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史前館）的黃郁倫助理研究員，則分享了一個在公部門標案體制下，如何「借力使力」，巧妙運用國家政策預算來完成重量級展示更新的精彩案例。
1. 乘著「5G行動計畫」的政策東風
史前館保存了著名的卑南遺址，這裡出土了超過五千件精美的史前玉器，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臺灣玉器消費與區域貿易的樞紐。然而，要將遙遠的「海上玉路」生動地呈現在觀眾面前，需要極高的科技成本。 在有限的例行預算下，史前館的突破口在於對接了臺灣政府自2019年起推動的「臺灣5G行動計畫」。該計畫投入數十億元，並將「文化科技」列為創新指標，鼓勵博物館與產業界合作。史前館成功爭取到這項跨部會的專案經費，利用5G高速、低延遲的傳輸特性，開發出「海上玉路帆船航行模擬體驗裝置」。這證明了博物館管理者必須具備敏銳的政策嗅覺，在日常預算之外，主動出擊尋找國家級的戰略資源挹注。
2. 拒絕「套裝軟體」的深度跨域協作
在傳統的科技展示標案中，最常見的弊病就是博物館被動接受科技廠商提供的標準化軟體，導致展示內容缺乏文化靈魂。為了避免這個問題，史前館採取了深度的「跨學科協作」。 他們的製作團隊不僅包含哈瑪星科技的軟體工程師，更延攬了「向陽薪傳木工坊」的造舟工藝家與西式帆船教練。展示現場那艘實體的「舷外浮桿帆船」，是經過長濱船團同意後，結合了古代南島語族設計與現代條板法技術真實打造出來的。這種將傳統木作工藝、體育航海專業與數位科技緊密融合的標案執行方式，確保了每一分預算都能精準轉化為厚實的文化體驗，讓科技真正服務於考古學。
3. 「關聯性策展」：為什麼我們不玩角色扮演？
在展示敘事上，史前館做出了一個極具哲理的策展決定：他們刻意避開了電子遊戲中常見的「角色扮演（Role-playing）」套路。 黃郁倫研究員解釋，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首先是基於學術的嚴謹性：學界對於三千多年前的卑南文化人群是否真的具備高超航海能力，目前尚無絕對共識；或許是其他史前文化的貿易者循海路來到卑南。在這種不確定性下，直接讓觀眾扮演卑南航海者是危險的。其次是基於臺灣移民社會的文化敏感度，輕率的角色扮演可能會過度簡化或刻板化當代原住民族的歷史意象。 因此，他們採用了「關聯性策展」的策略：讓使用者「保有當代的真實身分」，以現代人的邏輯去面對古代海洋的嚴酷挑戰（如觀察風向、操作船舵）。觀眾不再是演出一個疏離的「歷史他者」，而是將這段三千年前的貿易路線，轉化為自己親身體驗的物理科學與生存判斷。這種不強作解人、保留學術開放性的設計，不僅避免了過度詮釋的風險，更讓展示具備了長久的教育韌性與永續價值。
組織治理與財務突圍的品牌重生：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永續報告書》
如果說前三個案例展示了「展覽實務與教案設計」的永續，那麼最後我們必須談談國立歷史博物館（史博館）。史博館為我們示範了：一個老字號的國家級博物館，如何在面臨長期閉館、客群流失與龐大財務壓力的殘酷現實中，透過編撰《文化永續影響力策略報告書》（CSI），進行徹底的組織治理與品牌重生。
1. 面對危機：停館六年的陣痛與財務壓力
作為臺灣戰後第一個成立的國家級博物館，史博館曾是國際大展的代名詞與「中華文化的櫥窗」。然而，為了徹底解決建築老舊與空間不足的問題，史博館自2018年起經歷了長達六年的閉館整修，直到2024年才重新開館。這六年帶來了巨大的陣痛：參觀人次從過去的平均約30萬，跌至重新開館後的約20萬人次；大眾的記憶逐漸淡忘，年輕世代更缺乏連結。 更嚴峻的是財務挑戰。史博館納入「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後，每年除了文化部補助的1.6億元外，還必須自行籌措高達五千萬元的營運經費。在面對2030年淨零碳排政策帶來的硬體耗能壓力下，博物館的開源節流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2. 歷史記憶的永續轉型：「有機史觀」化解文化包袱
在有限資源下，史博館並沒有拋棄其擁有的五萬多件華夏文物與戰後藝術家作品，而是透過撰寫CSI報告書的契機，重新梳理自身定位，提出「有機史觀」的策略。 史博館將自己視為一個「活的有機體」，將原本可能被視為歷史包袱的華夏典藏，與臺灣本土創作者的歷史交織起來，作為理解臺灣近現代社會文化發展史的入口。例如，他們推動「（你+歷史）×藝術 = ? 想想歷史」公共藝術計畫，邀請高中生與導演一起參與腳本創作，探討身分認同。這種「參與式設計」放棄了博物館單向說教的權威，邀請大眾一起詮釋歷史，證明了在預算有限下，「論述的開放」比「昂貴的硬體翻新」更能有效凝聚當代的文化認同。
3. 對接企業ESG的財務永續戰略
面對五千萬的自籌壓力，史博館意識到不能只靠政府標案與門票，必須主動創造與企業界「互惠共榮」的商業模式。這份《文化永續影響力報告書》不只是一份檢討報告，更是對外向企業招手的「募資企劃書」。 史博館將自身的文化影響力與企業的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需求緊密掛鉤。在「公益文創」方面，他們將圖像授權結合社會企業（如庇護工場），不僅每年創造數百萬的權利金收益，也幫助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在硬體整建上，他們將拆卸下來的舊屋瓦、大理石等廢棄建材，循環再利用開發成具有永續概念的文創商品（如勳章擺飾、杯墊），並獲得設計獎項肯定。透過推動「跨域夥伴支持提案計畫」，史博館讓企業能以透明的制度贊助博物館，為預算受限的公立博物館指出了「財務永續」的新出路。
4. 輕量化數位共學與社會處方箋
為了解決客群老化與年輕人不進館的問題，史博館在預算精簡下，選擇開發輕量化、遊戲化的數位策略。他們設計了「歷史大旅館」實境解謎包，讓館藏文物化身為旅館房客，鼓勵5至10歲孩童與家庭在館內進行邏輯推理與共學。這類低成本但高互動的設計，不僅屢獲設計獎肯定，也成功吸引了年輕家庭的目光。 同時，面對高齡化社會，史博館將影響力輻射至社會照護體系。他們延續過去深獲好評的「創齡寶盒」計畫，將藝術資源帶入長照體系，並進一步與醫療單位合作，推動「博物館社會處方箋」。配合服務達129萬人次的「行動博物館車」深入校園，史博館證明了：博物館的永續價值不能僅用「門票數字」來衡量，深化「社會影響力」與「文化平權」，才是最高層次的文化永續。
結語：在限制中尋找生機，重塑博物館的永續方程式
參加完這兩場論壇，我們團隊的心中有著滿滿的感動與反思。我們常以為「博物館永續」只是一個關於節能減碳、換換LED燈泡的環保口號；但透過這四座博物館的真實案例，我們深刻體認到，永續其實是一套涵蓋了「經濟營運、組織治理、文化平權與跨世代對話」的綜合生存戰略。
在「有限預算與標案架構」的現實枷鎖下，這四座博物館沒有選擇妥協，而是透過思維的轉換找到了生機： 日本西都原考古博物館打破了對高科技與統包標案的迷思，用低科技的QR Code與館員手工自製的模組化展櫃，實踐了經濟永續的「常新展示」。 十三行博物館不追求硬體的盲目擴建，而是帶著模型走入校園，用最在地的母語和濕地裡的塑膠垃圾，完成了一場場深刻的平權與環境教育。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靈活嫁接國家的5G政策資源，透過引入真實造舟匠人的深度跨域協作與「關聯性策展」，讓冰冷的科技有了溫暖的文化靈魂。 而國立歷史博物館則在面臨停館流失觀眾與巨大自籌款的生死存亡之際，勇敢透過《文化永續影響力報告書》直面自身的治理痛點，以「有機史觀」化解包袱，並巧妙對接企業ESG資金，將危機化為品牌重生的轉機。
博物館，從來就不該只是保存死寂過去的大型倉庫，它應該是充滿韌性、能與當代社會一起呼吸成長的「活的有機體」。在這個資源有限的時代，唯有以人為本、以靈活的機制取代僵化的外包、以社會影響力取代單純的門票迷思，博物館才能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持續為我們掌舵，航向真正永續的未來。
